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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国高质量歌剧走向世界

admin2022-10-212文化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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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0月20日报道 据美国WFMT广播网网站10月19日报道,中国国家大剧院歌剧在2022年美国WFMT广播网“歌剧系列”中首次播出,这是WFMT广播网与这家闻名世界的中国艺术机构持续合作的一部分内容。今年是中国国家大剧院成立15周年。此次播出的8部歌剧作品将分成两组,第一组从9月底播放到10月中旬,第二组从11月中旬播放到12月初。

歌剧制作是中国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的核心,也是其使命的重要体现。自2007年成立以来,国家大剧院创作了一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高质量歌剧,显示出作为一家艺术生产机构的活力与特色。除了西方经典作品,推动开发新式和传统中国歌剧艺术是国家大剧院歌剧创作的一个基石。

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成立于2011年10月。秉承国家大剧院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的宗旨,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参演了多部歌剧,赢得国内外指挥家和导演的高度赞誉。迄今为止,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多位著名艺术家合作了约60部剧目。

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5日刊登题为《3名科学家因“将分子结合在一起”而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的文章,作者是科拉·恩格尔布雷希特、尤安·沃德以及奥利弗·黄。全文摘编如下:

获得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的3位科学家驾驭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力量,提出了研究自然世界的新方法。

斯坦福大学的卡罗琳·贝尔托齐、哥本哈根大学的莫滕·梅尔达尔和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卡尔·巴里·沙普利斯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该奖项表彰这些科学家各自在推动所谓“点击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发展方面的独立研究。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主席约翰·奥奎斯特说,他们的研究工作“促使化学家思考如何将分子结合起来方面发生了一场革命”。

用分子拼乐高

2001年,沙普利斯博士及其同事发表一篇论文,介绍了他所谓的“点击化学”。他写道,这种方法基于一条规则:“所有探索都必须限于容易制造的分子。”

沙普利斯说,与其试图通过强行有机键合来合成或通过化学方式制造分子,不如把重点放在能够快速形成且产生稳定副产物的键上。如果处理得当,更坚固的键将自动形成,拼接到位。沙普利斯博士称,设想它们是“自然的馈赠”。

在转变方法后不久,一种被称为铜催化的叠氮和炔烃环加成反应被发现了,从而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叠氮和炔烃是两种类型的分子,梅尔达尔博士和沙普利斯博士各自发现,当它们以铜为催化剂结合在一起时,反应迅速而有效,产物稳定。诺贝尔化学委员会成员奥洛夫·拉姆斯特伦在宣布获奖者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被称为“点击化学皇冠上的宝石”的这项发现“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我们到处都在用它,用来制造一切”。

美国化学学会会长安杰拉·威尔逊说,现在能够迅速、有效、不费太大气力地将分子结合在一起,而且其应用范围立即“超越了化学家”。威尔逊博士说,材料科学、药物研发、组织再生和增白剂,“在材料和聚合物领域,这开辟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她说:“这就像把乐高积木拼在一起——做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能够制造出更大的分子。”

美国国家普通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乔恩·洛尔施也用乐高作比喻。洛尔施博士还说:“这使你能以一种相当明确的方式组装分子,使你能很容易地规定让什么附着在什么上。如今你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能找到这种化学方法获得应用的例子。”

最关键的应用

在“点击化学”一词被创造出来前,其最关键的应用或许就已开始成形。上世纪90年代,贝尔托齐博士在研究聚糖,即存在于蛋白质和细胞表面的碳水化合物。当时,其功能尚未完全为人所知。虽然当时对基因组和蛋白质给予了很大关注,但聚糖相对而言被忽视了,原因之一是,在生物体内很难跟踪它们。

贝尔托齐博士开始设法将荧光分子附着在聚糖上,这样她就能在它们移动时给它们绘制路线。但用来追踪聚糖的分子不得干扰细胞的其他功能。因此,正如贝尔托齐博士所说,必须使用生物正交这种方法。它不得妨碍细胞的功能。

与“点击化学”一词出现大约同一时期,贝尔托齐博士研究出了生物正交跟踪方法,而且她意识到,可以将这种新范式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将荧光炔烃附着在聚糖上、以追踪聚糖。若依据沙普利斯博士和梅尔达尔博士的研究贡献,这种反应需要一种铜催化剂,而铜催化剂对生物是有毒的。但贝尔托齐博士想出了一种让两个分子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方法,改变炔烃的结构来替代催化剂的作用。

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劳拉·基斯林在谈到贝尔托齐博士的洞察力时说:“当时,这已是一个为人所知的理念。她所做的是,认识到这一理念,并将其应用于我们能在生物系统中使用的一种反应。”

与许多科学家一样,贝尔托齐博士的朋友和同事基斯林博士也利用生物正交点击化学方法绘制生物体的内部结构图及其细胞的运动路线。例如,基斯林博士研究结核,她说,通过这种方法,她能够“将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一些种类的碳水化合物可视化”。其他应用包括追踪肿瘤、DNA测序和研究病毒。

洛尔施博士说:“这确实为科学家在研究不同的生命过程如何运转以及观察这些过程的运转情况开辟了巨大的新空间。”

在宣布获奖者期间,远程参与的贝尔托齐博士承认,她和其他获奖者的工作还有潜力。

她说:“点击化学领域仍处于早期阶段。”她还说,“有许多新反应有待发现和发明”,还需要找到将这门科学与生物技术等行业相融合的新方法。其中一种应用是在“给药”方面,即“在患者体内做化学实验,确保药物去向正确地方,而不是错误地方”。

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4日刊登题为《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致力于研究量子怪异性的科学家》的文章,作者是科拉·恩格尔布雷希特。全文摘编如下:

三位物理学家被评为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三人的工作成果都表明,自然界比爱因斯坦敢于想象的还要怪异。

约翰·克劳泽伙伴公司的约翰·克劳泽、法国帕莱索光学研究所的阿兰·阿斯佩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安东·蔡林格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90万美元)奖金。

他们各自独立开展的工作旨在探索量子力学的基础原理,即支配亚原子世界行为的怪诞法则。

通过50年的实验,他们证实了一种效应的现实性,测量一对相距很远的粒子中的一个,可以随即改变另一个粒子的测量结果——即使两个粒子相隔很多光年。今天,物理学家们将这种奇怪的效应称为“量子纠缠”,它是量子信息这个新兴领域的基础。

尽管爱因斯坦是量子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拒绝接受量子力学。1964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斯图尔特·贝尔说明了——但并未实施——一项可检测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哪个正确的实验。

实验尝试

克劳泽博士是实施贝尔提出的实验的第一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偶然看到了贝尔博士的论文,并意识到这是他可做的一件有意义之事。

197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内的一个地下室里,克劳泽博士和该校研究生斯图尔特·弗里德曼(已于2012年去世)尝试进行了贝尔提出的量子纠缠测量实验。

在一系列实验中,克劳泽博士发射了数千个光量子——亦称光子,以测量一种名为“偏振”的特性,它只可能有两个值——上或下。探测器的结果都是一系列看似随机的上下起伏。但当对两个探测器的结果进行比较时,这种起伏就有了相配性,而这是“经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定律都无法解释的。宇宙中有某种奇怪的东西处于运行状态。“纠缠”似乎确有其事。

当时,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无意去争论量子力学的意义,因为他们在忙着利用量子力学制造原子弹和晶体管。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和科学史教授戴维·凯泽说:“克劳泽遭遇过很多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甚至都不属于科学范畴。”凯泽博士周二说:“他肯定非常坚持才公布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克劳泽博士2002年接受美国物理学会采访时承认,他本人曾认为量子力学是错误的,爱因斯坦是正确的。

他说:“很显然,我们得到了‘错误的’结果。我别无选择,只能报告我们看到的情况,你要知道,‘结果就是这样’。但这与我的直觉相悖,我当时认为我的直觉肯定是对的。”他还说:“我希望我们能推翻量子力学。其他人都认为,‘约翰,你真是疯了’。”

克劳泽博士的发现以及对这种诡异作用的量子力学描述有一个蹊跷之处:这种相关性只是在对单个粒子进行测量后才会显现出来——即物理学家们要在事实发生后对他们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纠缠”似乎确有其事,但并不能用于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传达信息。

那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克劳泽博士都在苦于弄清他可能忽视了哪些漏洞。一种可能性被称为“位置性漏洞”。

堵住漏洞

阿兰·阿斯佩博士现任巴黎-萨克雷大学和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教授。上世纪70年代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阿斯佩曾在喀麦隆任教3年,并在业余时间钻研量子力学。他在接受诺贝尔委员会采访时说,他后来回到法国,准备去解答贝尔博士提出的难题。

1982年,阿斯佩博士和他在巴黎大学的团队试图堵住克劳泽博士的漏洞,方法是每十纳秒改变一次对光子偏振进行测量的方向。他当时也认为爱因斯坦是对的。

阿斯佩博士的研究结果让“纠缠”出了名,使其成为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可加以利用的一种真实现象。量子预言是适用的,但克劳泽博士在贝尔实验中还发现了其他的可能漏洞,而要宣布量子物理学家战胜了爱因斯坦,就要堵住这些漏洞。

举例来说,阿斯佩博士在实验中以一种有规律的、由此从理论上讲可预测的方式改变偏振方向,光子或探测器由此可有所感知。

就在那个时候,维也纳大学教授安东·蔡林格拾起了接力棒。1998年,他给贝尔实验增加了更多随机性,即在被纠缠粒子飞行状态下使用随机数生成器改变偏振测量的方向。

量子力学再一次以绝对优势击败爱因斯坦,堵住了“位置性漏洞”。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其他会引发批评或偏见的可能源头。近年来,蔡林格博士及其合作者们一直在进行“宇宙钟”实验,即利用距离这里数十亿光年远、名为“类星体”的遥远星体的光线波动作为随机数生成器去设定探测器方向。

如今,随着科学家们对纠缠粒子进行更多实验,“纠缠”被接受为量子力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并被用于密码学、量子计算和即将出现的“量子互联网”等领域。量子纠缠在密码学领域取得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利用纠缠量子对发送信息,这可以安全发送密钥——因为任何窃听行为都会彻底破坏量子纠缠,由此可向接收者提示异常状况。

克劳泽博士在接受美国物理学会采访时说:“我直到今天都一直承认,我仍然弄不懂量子力学。我甚至都不确定,我真的知道怎么用好它。这与一个事实大有关系,那就是我仍然弄不懂它。”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据埃菲社马德里10月3日报道,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佩博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他的父亲40年前也收获这一殊荣,这在诺贝尔世界中可谓罕见之极。报道摘编如下:

除了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外,佩博还揭示了另一种独特且当时不为人知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存在。他们生活在西伯利亚,至今仍留下许多谜团,尤其是何时走向灭绝。

佩博年轻时曾跟随母亲前往埃及,并萌生了当一名埃及学家的想法,但他最终还是像他父亲一样,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医学。

佩博的故事从构思上就偏离了常道。事实上,他是198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生物化学家苏内·贝里斯特伦和在他实验室工作的爱沙尼亚化学家卡琳·佩博的私生子。

当时已结婚并拥有另一个小孩的贝里斯特伦,每周六都会去看望儿子斯万特,但从未向家庭其他成员透露他的存在。

斯万特年少时最初爱上的不是遗传学,甚至不是地质学,而是古埃及。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述,曾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埃及学,还在斯德哥尔摩的地中海地区与近东地区文物馆做过碎片和其他文物的编目工作。但他发现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内容抽象:“我以为会是有关发现木乃伊和金字塔的工作,但至少在乌普萨拉,它更多是关于语言学。”

在放弃了当印第安纳·琼斯的梦想后,斯万特转而学习医学。然而,正是出于对古埃及的热爱,他的职业生涯迎来转折点,向那些认为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毫无关联的人发起挑战。

在攻读遗传学博士学位期间,他研究的是某些感冒病毒是如何躲过免疫防御的。某天他突发奇想,所有这些在当时还算新兴的DNA技术,能否应用于考古遗迹,尤其是用来分离埃及木乃伊中的DNA?

他联系了他以前的埃及学教授罗斯季斯拉夫·霍尔特尔,并说服他与自己合作。1983年,两人从当时存放在东柏林一家博物馆的木乃伊身上提取到人体组织样本。

晚饭后和周末,斯万特待在实验室,试图从2400年前的样本中提取DNA。他最终成功了,并于1985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这是第一次从两千多年前的遗体中分离出DNA。他发现了远比埃及金银珠宝伟大的东西。

反拨时钟以探索“深时”

佩博的志向很快就超越了法老的时代。他断定,遗传学,或者说基因组学,可以探索“深时”;重建DNA是可能的,也就能重建起远古时期人类和非人类的生物学、历史和进化历程。

他接着反拨时钟,于1988年从一个生活在7000年前的美洲原住民的大脑中提取到DNA。1994年,佩博发表了距今5万年的猛犸象的首批DNA测序结果。

时间来到1996年,他在人类进化基因组学上押下重注。同年,他成功从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中提取到DNA序列。这是我们第一次成功提取另一种人类物种的基因组。当时,它们只是线粒体DNA的几个片段,并非真正的基因组中那些更长、更复杂的DNA,而它的恢复工作要到2010年由佩博领导的团队完成。

诺贝尔委员会的新闻稿指出,2010年,他完成了对尼安德特人完整基因组测序这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佩博的研究还表明,尼安德特人等已灭绝人种与今天的智人之间有大约2%的基因转移。今天的人类(在欧洲和亚洲)的基因中留有尼安德特人DNA的痕迹。

2008年,得益于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了一块手指骨碎片,其中含有保存完好的DNA,佩博和同事确定了一种新的人类物种,即丹尼索瓦人。

本世纪00年代末,佩博因肺栓塞入院接受治疗。在研究自己的健康问题时,他发现他的父亲在1943年做了关于肝素的研究,这种抗凝血剂救了他一命,这一点在他署名的《尼安德特人:寻找丢失的基因组》一书中有所解释。

佩博与另一名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家琳达·维吉伦特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灭绝”不再意味着永远

科学记者安德烈亚·卡波奇点出了一个奇怪的事实:研究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获得了诺贝尔奖,而研究我们这个物种的却没有。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佩博肯定是古基因组学革命的主角(尽管不是唯一的主角),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是一项极其复杂和消耗大量人力的工作,难以找出少数几个主角来颁奖。还有一个事实是,颁给佩博的诺贝尔奖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确,我们现在知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遗产”对我们的健康有何影响,比如我们对新冠肺炎的易感性。

但显然,佩博科学工作的重要性不在于揭示对健康的影响。它事关揭示我们原本无法触及的历史的完整章节,并开辟重新创造现在已经消失的物种的前景。佩博的古基因组学工作使我们得以叙述和想象过去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多个人类物种相遇并繁育子嗣;迁徙、祖先和血统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在可能的未来,“灭绝”一词将不再意味着永远。

佩博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事关我们与自己对话,与我们的现在对话,与我们的身份对话,与我们与生命的关系对话。也许相较医学奖,他更应得到的是文学奖。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9月28日刊发题为《还会有明星像梦露或“猫王”一样出名吗?》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他们不需要姓,甚至连名字都不需要:一个姿势或一个人尽皆知的特征足以令人联想到他们的传奇。鲜艳红唇加美人痣就是梦露,被风吹得上扬的裙摆也是梦露。在9月28日奈飞公司推出的影片《金发女孩》中,梦露的形象就是这样。而高耸的发型和灵活的摇摆就代表着“猫王”。在巴兹·卢尔曼的最新电影《猫王》中,“猫王”就是这个形象。

现在距梦露推出成名曲《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和“猫王”推出他的首张唱片,已经过去差不多70年。今天有哪个明星在70年后还会受到如此拥戴呢?

两位明星都很早离世。

然而,他们不幸的早逝却让他们永远活着。“猫王”是历史上唱片销量最大的独唱艺人。现在仍有人靠模仿他谋生。而梦露的风格从麦当娜一直延伸到嘎嘎小姐(Lady Gaga)。《金发女孩》中扮演梦露的安娜·德·阿玛斯也是梦露最新的模仿者之一。这种爆红效应来自一种化学般的平衡:X种个人才华+个人戏剧效应+市场营销,当然还有时机。

地震式的巨变可能只会发生一次,这一次就是“猫王”和梦露身处的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在此时诞生了。在“猫王”的身上,非洲裔美国人的音乐首次征服了众多白人听众。青年文化成为主导文化。

技术把很多的第一次带给大众,令他们的视线无法离开。在当前这个时代,观影人数已经开始下滑,但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每周都会去看电影。除了电影,他们的娱乐活动还有收音机和一些电视频道,而“猫王”无处不在。年长的观众可能接受不了他的风格,但还是有数百万人在电视上看他。

如今,老年人很可能不喜欢YouTube或抖音上那些青少年偶像,如果他们能分清谁是谁的话。从理论上讲,21世纪的明星可以瞬间抵达每一个角落,但实际上,随着媒体和平台的迅速发展,受众呈现碎片化,没有哪个明星可以一家独大。互联网可以让无数人享有15分钟的成名时间,但要超过这个时长就变得困难了,更不用说将出名的时间延长到足以定义一个时代,或者将名气保持到超越自身的时代了。至于电影,随着流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与大屏幕的全盛时期相比,星光已经逐渐黯淡了。

“猫王”1977年离开了,梦露1962年去世。与甲壳虫乐队一样,他们朝着不朽迈出一大步,这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还重要吗?有一点点吧。

正如新泽西学院的布莱克所说,“猫王”和梦露这样的人物如同希腊神话人物的现代翻版。他们的作品被重新解读,他们的故事被无休止地翻新,以适应新的时代和价值观。在一个躁动的世界里,他们是一种跨越年代和边界的黏合剂。人们在网络上搜寻他们,在梦露带伤感的魅惑中,在“猫王”的灵魂摇摆中,人们仍能领悟到为何他们能引领那个时代。即便是最大胆的现代模仿者在这方面也显得势单力薄。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法国《费加罗报》网站9月20日刊发克里斯蒂娜·拉米亚布勒写的一篇题为《老去……并快乐着》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老去并不总是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个灾难。热拉尔、玛丽-弗朗斯、妮科尔和安德烈为我们讲述老去的好处。

热拉尔笑着承认,他“有点大男子主义”。83岁的他骑车努力不被比自己小20岁的女友赶超。当然是她快些,但热拉尔更愿意不在意这样微不足道的“弱势”。他说:“我周围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或者身体很虚弱。我意识到还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优待。所以我拿年龄自嘲,说自己是老头、老家伙。”

在77岁的玛丽-弗朗斯看来,蔑视时光流逝的幽默感是另一个可以更加淡定地谈论老去的办法。她说:“我在一个欢乐的家庭长大。我妈妈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依然保持乐观。她75岁去世。我还记得她是个非常活跃的人,从不抱怨。我继承了她的性格。”

老去并快乐着?尽管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收入、健康等等),但把这两点联系起来并不是不恰当。

2014年《柳叶刀》发表的一份研究甚至显示,60岁以后的“主观幸福感”比45岁至55岁时期要高。但需要一些条件,可能就是尽管经历葬礼或疾病,仍能继续前行。

76岁的妮科尔解释说:“13年前,我退休后不久,我老公就走了。没有老伴,老去就不是我曾经设想的那个样子了。有些计划不会去做,或者要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去做。要么哀怨,要么继续。我很快作出选择。我去摄影和旅行。游览一个国家之后做个照片集,然后准备下次出行。四年前,我得了乳腺癌。这是个打击,特别是我还孤身一人。这让我更加确信,应该尽可能利用老年生活。”

热拉尔也是退休后没隔多长时间妻子就去世了。他说:“我挺幸运的,身体还不错,就背起背包周游世界。我意识到自己职业生涯中去过很多国家,却没有真正地看看。现在我和女朋友一起旅游。能走路、旅游、爱人、看世界是一种福气。到了这个年纪,我当然对一些事情的关注更多一些。那些想法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对他们评判的比之前少了。徒步旅行在这方面也是有意义的。”

上了年纪的好处之一,大概就是终于只需在意值得我们担心的事情,其他的就不必理会。73岁的安德烈对此完全同意。他说:“我只在意那些值得的事情。我和我爱人一起抚养了她的三个儿子,我们还生了两个儿子。只要我们的孩子、16个孙辈和4个曾孙辈好就行了……其他的,我没要求。幸福于我而言就是开车和我爱人临时决定去野餐,拍拍照片。”

玛丽-弗朗斯和伴侣生活了25年,在五年前失去了他。她回忆说:“一开始是非常难的。但我不想再找人了。我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且我能一个人过日子。这可能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但比起那些只会谈论死亡的人,我更愿意去看那些和我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人。我和我的四个孙辈关系很好,我喜欢和他们聊天。我试着更加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这代人比较焦虑,我试着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快乐生活。”

热拉尔说:“我的行动能力和速度下降了。注意力也在下降。看书时,一句话有时候要反复读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种生活方式是快乐的,但必须要有规矩去维持,不能告诉自己‘我明天再做’。”玛丽-弗朗斯也是这样,她怕越不动越不想动。“虽然孤身一人,我也努力出去走走。我运气好,住处离海边只有五分钟步行距离,我可以去游泳,努力把体重减了几公斤。”妮科尔的榜样是她在徒步旅行时遇到的一对90岁和92岁的夫妇。她激动地说:“几年前,他们还在游览秘鲁。我从未见过像他们这么有好奇心的人,如此渴望去了解我们所在的国家。我意识还清醒,在我这个年纪去旅行是一种幸运。所以我干劲十足!”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4日刊登题为《从事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测序的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文章,作者是本杰明·米勒。文章摘编如下:

通过从4万年前的骨骼中提取遗传物质、构建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并创立古基因组学来探索远古人类历史的瑞典科学家斯万特·佩博,10月3日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获得诺奖出人意料

这一奖项认可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生涯。佩博博士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埃及古物学家,他早年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从木乃伊中提取遗传物质上,而由于那些样本可能受到了他自己及同事DNA的污染,那项研究最终搁浅。

不到20年后,在2006年,他开始了似乎不会成功的破译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努力。他设计了专门处理古代DNA的所谓“绝对无尘室”,这些房间保护了他的化石免受活人遗传物质的污染。而测序技术的显著进步使他能够对发现于远古骨骼中的那种严重受损的DNA进行解码。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席、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医学生物化学教授尼尔斯-约兰·拉松说:“从4万年前的骨骼中提取DNA曾经被明确无疑地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2010年,佩博对外公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这一公布引发了关于是什么原因让早期人类不同于现代人类的疑问。它还帮助科学家们追踪现代人类的基因差异,并了解这些差异在疾病——包括新冠肺炎——中所扮演的角色。2020年,佩博和一名同事发现,冠状病毒会导致继承了一段尼安德特人DNA片段的人群出现更为严重的症状。

即便是一些最热衷崇拜佩博的人士也认为这一奖项出人意料。分析人士很久以来一直猜测,对现代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的科学家才会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而没有想到从事尼安德特人DNA测序的科学家会率先获奖。

但是遗传学家们认为,这两个项目是互相交织的。他们说,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后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助于佩博对数量极少——并且由于埋在地下数万年而遭到破坏——的尼安德特人DNA作出解析。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格林说:“这项研究从头到尾遍布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指纹。”尽管如此,格林博士说,提取洁净的样本、从那些被细菌侵蚀的骨骼中筛选出剩下的DNA并对由此得到的尼安德特人DNA碎片进行分析,却完全要由佩博自己去做。

“新拼图”改变人类认知

格林说:“他最终获得了数吨的尼安德特人骨骼碎片。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怎样把这幅智力拼图重新拼在一起?’”

一旦佩博清除掉了细菌DNA、处理了尼安德特人基因遭到的破坏、分析了这些序列并最终复原出这幅基因拼图,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

作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一名主任,佩博继续利用他开发出的用来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测序的技术来研究其他进化亲属。

2008年,佩博的团队从在西伯利亚一个洞穴中发现的一枚指骨中提取出DNA,并获悉它曾属于某个尚未被发现的古代人类种群——后来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这个基因组也在某些现代人类身上留下了其印记:佩博发现,帮助现代藏族人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基因变体可能源自丹尼索瓦人。

曾与佩博进行过基因组测序合作的哈佛大学医学院专门从事古DNA研究的遗传学家戴维·赖希说,这些研究的结果不仅建立了新的人类迁徙地图,而且提供了遥远人类历史上种群之间存在大量血缘混合的证据。

他说:“这深刻地改变了许多人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种族主义者的血统纯正神话根本扛不住数据考证,数据证明血缘混合和迁徙对于我们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研究基因变异性与疾病之间联系的卡罗琳医学院遗传学家胡戈·塞贝里说,知道拥有尼安德特人血统的人更容易患某种疾病,可以帮助找出高风险人群。就与重症新冠肺炎相关的基因而言,已知有1/3的南亚人继承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相关片段。

佩博的其他同行现在正试图通过对过去1万年中人类的基因组进行测序,来填补人类基因史上的空白。赖希说,他和其他科学家还在试图研究来自非洲和美洲的更多样本,这些地方的气候通常不那么利于保存遗传物质。

至于佩博,他在10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尽管存在围绕诺贝尔奖的喧嚣,但他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平静地工作,不要受太多记者的打扰”。

他说:“真正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是好奇心。这就如同人们从事探究历史的考古调查一样。我们有点像是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挖掘。”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阿根廷《号角报》网站9月25日刊登题为《“圣哲”埃利乌德·基普乔盖将田径运动带向另一个维度,懂得调控压力助他成为史上最好的马拉松选手》的文章,作者是路易斯·宾克尔。全文摘编如下:

基普乔盖出生于1984年11月5日,来自裂谷省,而就在这片肯尼亚的腹地,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优秀跑者。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来自肯尼亚(以及邻国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在奥运会等世界性赛事中称霸长距离项目。基普乔盖的偶像帕特里克·桑,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3000米障碍赛银牌得主。

基普乔盖不断追寻着他的脚步,甚至将他变成自己的教练。他们组成了田径运动中最强大的团队之一。基普乔盖说,桑赋予他“精神韧性”。桑则坚称:“人们总是惊讶于基普乔盖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他对自己所做之事发挥出百分之百的能力,并承担起百分之百的责任。”

在肯尼亚,入选国家田径队堪比参加NBA全明星赛,但基普乔盖年纪轻轻就做到了。他在肯尼亚的另一个传统优势项目——越野跑中完成国际首秀,夺得2002年世界越野锦标赛青年组第5名,并于次年在同一比赛中夺魁。

2003年,他以黑马之姿夺得巴黎世界田径锦标赛5000米冠军,他的对手正是那十年间鼎鼎有名的田径选手:摩洛哥人希沙姆·格鲁杰和埃塞俄比亚人克内尼萨·贝克莱。

从那时起,基普乔盖成为5000米大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雅典和北京奥运会均收获奖牌,在2005年至2011年间的所有世界锦标赛中都获得亚军。但不久之后,他的运动生涯迎来关键转折点。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肯尼亚选拔赛中,他未能获得参赛资格。

保持自律和专注

就在那时,桑说服他转型为更长距离项目的运动员。或许有人预料到,或许没人预料过……基普乔盖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马拉松选手。

从生理角度来看,基普乔盖是理想的马拉松运动员,身高1米67,体重52公斤。他在卡普塔加特训练营与由桑带队的30名运动员一起训练。他在备赛训练中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并充分利用好每年寥寥可数的几次比赛机会。他很少受到伤病困扰,因而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每天一大早,基普乔盖和那支团队就进行第一轮训练。基普乔盖因痴迷阅读而有“圣哲”之称。他和队友们一同吃喝,服从纪律,没有任何特权。到了周末,他就与住在埃尔多雷特的家人相聚。

基普乔盖说:“我这个人很纯粹。我努力保持冷静,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能让我分神。”

他在维也纳的壮举——当时他成为第一个在两小时内跑完马拉松全程的人,尽管这是一次特殊和非官方的尝试——点燃了他的同胞的狂热情绪,人们纷纷在首都内罗毕和肯尼亚“田径运动之都”埃尔多雷特举行集会。时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向他表示热烈祝贺,称“全国上下都对你的壮举感到自豪”。

把“是”刻进脑海

在为维也纳的壮举感到异常兴奋的同时,基普乔盖特别提到罗杰·班尼斯特,这名英国运动员在1954年成为第一个一英里跑进4分钟的人。他说:“像班尼斯特那样,我也希望多年以后,人们会谈起我的成就。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被载入史册。”

他在那天总结道:“在马拉松项目跑进两小时,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现在我可以说,人类是没有极限的。还有更多的人会证明这一点。”

在东京奥运会札幌马拉松比赛前夕接受采访时,基普乔盖说:“生活当然会改变。生活发生变化是因为我有时感到快乐,有时感到悲伤,和大家一样。但在精神上我从未改变。或者确切地说,我改变了。因为现在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两小时内跑完42公里的路程。这种信念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它改变了我们过去对这项赛事的想法。我相信,只要做好准备,任何运动员都能在正式比赛中跑进两小时。这需要什么呢?需要把一个‘是’字刻进你的心里和脑海里。这是你唯一需要的信念,让你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把你的心思放在赛道上。”

他说:“我爱这项运动,我爱奔跑。最能激励我的一点是,我感到自己鼓舞了这么多人。”

尽管马拉松高手在30岁或35岁之后可以跑出很高的水平,但基普乔盖在年近38岁时还能再创纪录,并剑指新的奥运桂冠,而届时他将年近40岁,这无疑让人惊讶。他已成为这项赛事历史级别的霸主。特别是在近年迎来巨大变革的鞋类技术和训练系统的加持下,他将这项长跑运动带向另一个维度。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运动员。

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据美联社伦敦10月14日报道,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喜剧演员和演技派演员罗比·科尔特兰去世,终年72岁。他曾出演数百个角色,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语气温和的混血巨人海格。

科尔特兰的经纪人贝琳达·赖特证实,科尔特兰当地时间14日在家乡苏格兰的一家医院去世,但赖特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报道称,小说《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多年前曾说科尔特兰是她心目中饰演海格一角的首选。她14日在推特上发文说,科尔特兰“是一个奇才,一个绝对的天才”。

她写道:“我觉得无比幸运能结识他、与他共事,并与他一起开怀大笑。”

据报道,科尔特兰出生于苏格兰的拉瑟格伦,本名安东尼·罗伯特·麦克米伦。他在20岁出头时开始投身演艺行业,后来为了纪念爵士音乐家约翰·科尔特兰而改名。

报道称,科尔特兰后来参演了所有8部《哈利·波特》影片,而且他还扮演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其他角色。(编译/刘晓燕)

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 “熊孩子”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父母对亲密育儿法认知的局限性有关。许多家长将此理解为对孩子的放纵和溺爱。根据发展心理学理论,家长,包括来自家庭、幼儿园和学校的其他看护者,始终肩负两项任务:一方面,他们应是孩子的“安全港”;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密切关注孩子,注意他们的安全并指出危险所在。家长在承担起教育责任的同时也要及时给予孩子自我调整的机会,避免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德国《明镜》周刊10月8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6日发表题为《用作品来深入剖析自我的安妮·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作者是亚历克斯·马歇尔以及亚历山德拉·奥尔特。全文摘编如下:

几十年来,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以近乎临床精确度的笔触剖析了自己过去最屈辱、隐秘、丢脸的时刻。她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耻辱》中写道:“我要对自己做一番人种学研究。”

“以个人经历为大众代言”

周四,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最高文学奖项。埃尔诺的作品一向对女性以及像她这样出身工人阶层的人尤其具有吸引力,而这个群体鲜少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如此清晰的刻画:她曾描述自己在诺曼底小镇的成长经历、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非法堕胎、对家庭生活的不满以及一段充满激情的外遇。

埃尔诺的作品具有强烈个人色彩,记录的往往是平淡无奇的经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将奖项颁给这样一位作家的做法显得不同凡响。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记者会上,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马茨·马尔姆宣布了将这一奖项颁给埃尔诺的决定,称赞她“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在出版埃尔诺作品的加利马尔出版社举行的记者会上,这位82岁的诺奖得主承诺会继续写作。她说:“对我而言,获得诺贝尔奖意味着有责任写下去。”

她觉得尤其有必要继续审视女性面对的不平等与挣扎。她说:“从我作为女性的处境而言,我不觉得我们女性平等地拥有自由与权力。”  

在职业生涯早期,埃尔诺写过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但她很快抛弃了构思情节时的矫饰,转而开始写回忆录,不过她经常反对将自己的作品归入虚构类或非虚构类范畴。

埃尔诺称自己的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为的是揭示社会上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她还将自己对语言的运用比作“一把刀”。法国作家西蒙娜·德博瓦尔、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以及1968年5月的法国社会剧变对她产生了影响。

她经常将个人经历与记忆置于法国文化与社会的背景下,将自己的生活与女性及工人阶层展开的更普遍抗争做横向对比。她的作品捕捉到法国激烈的社会变革时刻,即摆脱传统的天主教价值观,转向更世俗、宽容以及性开放的道德观的历程。

小说家哈里·孔兹鲁在纽约大学给学生上写作课时,经常把埃尔诺的作品当作教材。他说:“她将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置于法国社会变革这个大问题的核心位置。她想通过个人的独特经历为大众代言。”

“用刀子把话刻在桌面上”

埃尔诺出生于1940年,在诺曼底小城伊沃托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家庭长大,父母开了一家杂货店兼咖啡馆。父亲具有暴力倾向,12岁时,她目睹他试图杀死母亲,在《耻辱》这本书中,她以惊人的直白语言写了这件事。起首第一句便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正午刚过,我父亲试图杀死我的母亲。”

她2020年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她在大学期间尝试写作,但出版商拒绝出版,理由是“野心太大”。直到30多岁时她才重新拿起了笔,那时她已经结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职业是法语老师。

于是她的处女作《清空》在1974年问世,这是一部极具自传色彩的小说,是她瞒着丈夫写成的,对她写作这件事,丈夫一直不屑一顾。

在她将这本书卖给了大名鼎鼎的加利马尔出版社后,丈夫对她隐瞒这件事并谎称自己在写博士论文感到愤怒。她的第三本书《被冻住的女人》1981年出版,书中探讨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身份给她带来的不适。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埃尔诺的婚姻解体。

1992年,在《单纯的激情》出版后,埃尔诺在法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本书细致描写了她和身为外交官的一名外国已婚男人的私情。这本书因毫无歉疚之心地描写了女性的欲望,激怒了保守人士,却因坦率刻画了对性的渴望而激起读者的共鸣,出版两个月就售出20万册。

埃尔诺经常从不同角度一再审视生活中经历的同一件事情。她2000年出版回忆录《正发生》,讲述了1963年上大学期间的堕胎经历,最早在写《清空》时,她就尝试触及自己人生中的这一关键事件。在《单纯的激情》记录了与外交官的私情后,她后来出版了自己在1988年到1990年间的日记——《沉沦》,让读者一览无余地看到了这段恋情。

《纽约时报》的德怀特·加纳在书评中这样写道:“她语言中那种近乎原始的直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就好像她在用刀子把每一句话刻在桌面上。”

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写下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件——她在1958年夏天的一场令人意乱情迷的性经历,当时她18岁,这段经历让她感到羞愧,觉得自己被抛弃,并导致了抑郁和进食障碍。她在回忆录《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写道:“我被赋予了耻辱的海量记忆,比其他任何记忆都事无巨细、无从消解,这是耻辱独有的馈赠。”

创造一种独特的文体

埃尔诺在法国早就声名赫赫,而且几十年来有大量作品被翻译成其他文字,但是在她的回忆录《悠悠岁月》入围2019年布克奖之前,她在英语世界没有得到多大认可。这本书既是对埃尔诺个人经历的记述,也是战后法国一代人的回忆录,捕捉到了法国社会向性解放与消费主义转变的过程。

作家芙朗辛·普罗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阅读埃尔诺的书,她说:“她的语气出奇冷静,哪怕在讲述艰难的话题时也是如此。我想不出还有谁像她这样。很难说这属于哪一种文体,不是自传体小说,严格来讲也不是回忆录。好像她创造了自己的一种文体,然后让它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对埃尔诺来说,记忆与个人经历并非只能挖掘并书写一次的东西,而是可以不断地去重新审视、重新解读。

她在记者会上说:“写作是揭示感受得到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写作是求知之路。”

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10月10日刊登题为《尽管投入1000亿美元,但自动驾驶汽车还是没有进展》的封面文章,作者是马克斯·查夫金。全文摘编如下:

凌晨2点,第一辆轰鸣的汽车把詹妮弗·金吵醒。她说:“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艘气垫船。”金看向窗外,那里有一辆白色捷豹越野车从她的车道上倒出去,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风扇——那是一个激光传感器——并带有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部门“出行新方式”公司的标识。

她看到自动驾驶软件似乎存在一个缺陷:这辆车似乎是在利用她家完成一次三点调头。她说,如果只倒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每天都有几十辆谷歌汽车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很多次。

金曾向谷歌投诉说这些汽车让她抓狂,但这些车还是不断地来完成三点调头动作。有时候,一些越野车会同时出现,排成一队,就像一支僵尸大军。整件事持续了数周,直到去年10月,金打电话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当地的分支机构。

美国《彭博商业周刊》10月10日一期封面

投入巨大成果寥寥

“出行新方式”公司不承认其技术存在故障,并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汽车一直“遵守与普通汽车一样的道路交通法规”。与硅谷和底特律的同行一样,该公司也将此类事件描述为在通往无人驾驶未来的道路上的孤立事件。十多年来,谷歌、通用、福特、特斯拉和祖克斯等公司发布了炫目的演示,承诺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在混乱的城市场景、高速公路上和极端天气下完成自动驾驶。这些公司表示,它们马上就能终结交通事故、高峰时期的堵车,颠覆价值2万亿美元的全球汽车行业。

在这些企业开始推出它们所称的自动驾驶汽车6年后,在完成首次自动驾驶演示近20年后,路上行驶的自动驾驶汽车却寥寥无几。它们仍然无法应对更为棘手的天气模式。先进的机器人汽车还难以应对建筑物、动物、交通锥、过街的协警以及我们大多数人所说的“左转”。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这似乎是该行业在投资者押注大约1000亿美元后所给出的最好表现。虽然这个行业的大企业仍表现出乐观情绪,但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机器人出租车的世界并不在下一个左转路口——我们可能还要等上几十年,或者是永远。

乔治·霍茨的公司生产汽车辅助系统。他说:“这是个骗局。这些公司已经浪费了数百亿美元。”2018年,分析师估计,“出行新方式”公司的市值为1750亿美元,而该公司最新的估值只有300亿美元。

近年来,该行业许多最有前途的公司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包括祖克斯公司和优步的自动驾驶部门。高德纳咨询公司的分析师迈克·拉姆齐说:“长期来看,我认为我们将拥有你我都能买得起的自动驾驶汽车。但那时我们就很老了。”

无人驾驶的未来开始变得非常遥远,甚至连一些最狂热的信徒也变成了异教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他可以说创建了自动驾驶研究模型,在十多年里,他一直是该领域最耀眼的明星。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初创企业,为工业场所开发自动驾驶卡车。他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差不多是任何无人驾驶汽车能应付的最复杂场景。

交通事故频率更高

所有自动驾驶汽车的演示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你坐在后座上,看着方向盘自己移动,屏幕上显示的是电脑“看到了”什么。显示屏上,每辆汽车、自行车、乱穿马路者、停车信号灯等都被标上了红色或绿色的小方块。当你在驾驶自己的汽车时,所有这些输入信号都是潜意识的,但把它们显示出来则给人一种压迫感。它让人觉得驾驶要危险得多,最好留给机器去处理。汽车企业知道这一点,这就是它们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这个行业最喜欢的一条箴言是人类都是糟糕的司机。对于在高峰时段选择从高速公路回家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凭直觉得出的结论,但这一点与事实完全不符。让一个一流的机器人去解决任何困难的驾驶任务,如果它能坚持几秒钟不垮掉就算幸运了。

霍茨说:“人类是非常优秀的驾驶员——非常棒。”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称,交通死亡人数很低,致命交通事故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莽行为造成的——超速、醉酒、发短信以及开车睡觉。从整体来看,校车司机大约每5亿英里才发生一起致命车祸。尽管自动驾驶汽车报告的大多数事故都是轻微的,但数据显示,自动驾驶汽车比人类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更高,追尾碰撞尤其常见。拉姆齐说:“问题在于,目前还没有测试来确定无人驾驶汽车是否安全。基本上只有传闻。”

市场领军者“出行新方式”公司去年说,它在大约10年里行驶了2000多万英里。这意味着,在我们可以说无人驾驶汽车造成的死亡人数少于公交车司机之前,它们的行驶总里程还要增加25倍。

“深度学习”效果有限

就目前而言,我们所知道的是: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比我们快很多,但它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许多常见的道路上的变数。在城市街道上开车的人发现有几只鸽子在隔离带附近啄食,他们一定知道:汽车开近了鸽子就会飞走;后面的司机也知道鸽子会飞走。司机们知道不必考虑这个问题,刹车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所以他们会保持速度。

而最聪明的自动驾驶汽车所“看到”的是一个小障碍。它不知道障碍物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可能往哪里去,它只知道应该让汽车安全地避开障碍物,所以它可能会刹车。最好的情况是发生小堵车,但突然刹车可能会导致后面的车追尾。计算机通过重复来解决它们的缺点。这意味着,如果你给自动驾驶汽车足够多的时间展示同样的鸽子场景,它可能会想出如何可靠地处理这些情况。但它可能不知道如果鸽子稍有不同、飞行的方式稍有不同该如何应对。

业内人士用“深度学习”来描述这一过程,但这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复杂。研究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汽车极限的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加里·马库斯说:“深度学习所做的事情类似于记忆。只有在情形相似的情况下才会奏效。”

这些“边缘案例”的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想一下:一辆不打灯穿过三条车道的汽车,或者也这么横穿车道的骑车人,或者在路肩漫步的鹿,或者是低空飞行的飞机、老鹰或无人机。即便是相对容易的驾驶问题也会因天气、路况和人类行为的不同而导致出现数量惊人的变化。马库斯说:“你以为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的道路非常相似。但世界是复杂的。每一个左转情况都略有不同。”

对2004年就做出自己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莱万多夫斯基来说,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汽车公司都还在做着堪称极其先进的演示。他很清楚,这些演示是有意误导人的。他说:“这是一种错觉。每一次成功的演示背后可能都会有几十个失败的演示。你只需要坐在司机后面几分钟就能判断这个司机会不会开车,而计算机却不是这样工作的。如果自动驾驶汽车成功地完成了一个路线的行驶,没有人能保证它能完成第20次,甚至是第二次。”

参考消息网10月14日报道 法新社近日刊登一篇有关“飞鱼”菲尔普斯“新使命”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奥运奖牌数量第一的美国前泳坛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走遍全球”呼吁人们注意运动员的精神健康状况。他在谈话中表示,这是一项“比拿金牌重要得多的使命”。

37岁的“飞鱼”菲尔普斯专注于远离泳池的新事业。他在巴黎参加“明日体育”论坛时表示:“我更愿意有机会拯救生命,而不是再赢得一枚金牌。”

他曾多年掩藏自己的抑郁症,现在将目光转到预防运动员精神健康问题上。他欷歔道:“太多奥运选手自杀了。我不想再失去我的奥运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员。”

菲尔普斯从2004年就开始受抑郁症困扰,当时他正在参加雅典奥运会。在希腊,他拿到8枚奥运奖牌,其中有6枚金牌。这是其传奇经历的开始,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才终止,成绩是28枚奥运会奖牌,其中23枚是金牌。

他承认:“我曾经非常喜欢比赛。我是一条‘飞鱼’,我在水里很兴奋。”但当时他害怕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因为这可能会被视为“软弱的象征,也有可能会对别的参赛者更有利”。

菲尔普斯承认:“我有一段时期甚至都不想活了。”他参与制作了有关运动员精神健康的纪录片《金牌之重》,并向日本女网球运动员大坂直美和美国女子体操运动员拜尔斯致敬,因为她们发现了自己内在的问题。

他说道:“我要为大坂直美鼓掌。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在社交网络上的遭遇。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拜尔斯在职业生涯最好的时期都不得不忍受一些事情。这也表明,精神问题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可能突然就这么发生了。”

菲尔普斯有三个儿子,分别为6岁、4岁和3岁。他和妻子妮科尔的生活脚步“根本停不下来”。他说道:“我到全球各地去,与赞助商合作或发表激励性演讲。妮科尔可能会对你们说,有时候我状态很好,次日可能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我来讲,要找到一种平衡。”除了参加各种座谈,他也在“寻求适合自己的方式”。他表示:“我还游泳。我们还在车库里建了一个健身房。我也写日记。”

菲尔普斯2016年退役,此前曾有两年职业生涯中断。“这让我得以向(生命的)下一个阶段转型,今后将关注精神健康问题。”他排除了从事教练的可能性,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机会”步其教练鲍勃·鲍曼的后尘。然而他并不排斥能在美国游泳队中发挥作用的想法,或者也可以为国际泳联出把力,只不过不是“当下”。

“有很多事情都应该让它过去了,应该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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